这样的名人录有何价值

当今社会，出版各类××家大辞典、名人录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。某人在某方面稍有一点成绩，刚获得一种荣誉或表彰，甚至刚在报刊上发表一篇短文，马上就会引来各种“骚扰”。各种名目的入典通知书、征稿函、征订单便纷至沓来。那高得吓人的头衔、大得惊人的荣誉充满着诱惑，常令许多人怦然心动。

不久前，信阳师院金国樵研究员给记者来信反映：几年前，他突然收到一封来自银川市卫星科技情报研究所的通知，通知他已入选《当代中国科学家与发明家大辞典》第二卷，要求他尽快寄去有关资料，信中另附的征订单说明：只要购买他们出版的大辞典第一卷和《人生哲学宝库》就可免费赠送大辞典第二卷。金国樵如数寄去113元并很快收到两书。但他要的书却迟迟没有消息。在苦等了两年之后，通知终于来了。说书已出版，但因纸价涨了，入编者要全价购买，深感上当的金国樵写信责问，没有反应。几个月后，通知又来了，说只需交书价的60％即可得书。金决定仍不买。但此事并未因此完结。两年后，金于1998年9月12日又接到通知，说“只需交寄35元邮资和包裹费用，即发给本辞典一本”。金认为这是兑现了当初的承诺，于9月15日寄了钱。但一个月过去了，仍未见书来，他写信追问，没有回音。11月17日他填单查询，证实此款早在9月20日便被卫星所凭公章领取了。而他期待5年的书却未见踪影。他这才向记者写信，倾诉他的愤怒并希望记者调查此事，公开曝光，纠正骗钱歪风。

记者为此采访了银川市科委民营科技管理科。据张树保科长介绍，类似来信还有不少。有写给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银川市党政领导的，也有写给纪检机关的。为此，市科委民管办曾对卫星所负责人进行批评，并专门印制了信函，代为道歉，说明情况。

张树保搬来了《当代中国科学家与发明家大辞典》一、二卷。只见书上标明大辞典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地址是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）。第一卷收录约4000人，90万字，定价48元，第二卷收录近6000人，290万字，定价为130元。在第二卷中，记者果然查到了金国樵的条目。据说前三卷都已出版，第四、第五卷也已编辑完成。看来，此项事业真可谓“兴旺发达”。

据张树保介绍，编辑这套浩繁巨著的只是银川市一家民营科研所，正式工作人员只有几个人。而申领营业证却十分容易，只要是非在职科技人员就可领证，至于开展什么业务并不归科委审批。

记者从电话号簿上查到卫星所的电话，连打多次都无人接。好容易有个女人接电话了，她却说，她只是代接电话的，而真正的卫星所并不在她那里。记者又按市科委提供的电话号簿找该所负责人，费了一番周折才联系上。按着他们提供的地址，记者到银川西门桥去找，却找不到。原来他们根本就未挂牌子。第二次去时在邻居的指点下终于找到地点，呈现在记者眼前的是独门独院的二层楼住户，内部装修陈设讲究，却未见任何办公设备。

卫星所负责人有30多岁，自称是兰州大学毕业、学生理学的。他告诉记者，他是从1991年开办此项业务的，而他的研究所除此之外再不开展其他业务。出版社虽在北京，但编辑和印刷等业务都在宁夏，目前已搞出6卷，入典者共计2．9万人，他说：我们的入选标准很严格。我们主要收录院士、“博导”、“硕导”，只有同时具备副高以上职称和博士学位者才能入选，还必须要加盖公章、负责人签字。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他所说，记者在他们编的大辞典中发现了医生、中文系老师、二级演奏员。记者当面问他：“普通医生算不算科学家？二级演奏员算不算科学家？在大学教中文的老师算不算科学家，你不觉得你们所定的科学家的概念太宽泛么？”他说：“那是书中的个别现象。实际上，科学家的概念是很宽的，我的老师就称我为年轻的科学家。”

当记者问起他出书的盈亏情况时，他开始说一卷可挣几万元，接着又说他亏了。别看第二卷成本是50元，定价是130元，但还是赔了17万元，因为印了8000册，实际买书的只有3000人。一卷书除去编辑成本、印刷费、排版费、管理费、邮寄费、上税外，所剩无几。

记者问到该大辞典编委会的情况，因为书中列了一长串名单。这位负责人说，编委成员中有宁夏有关部门负责人，有全国著名科学家，但他们仅是挂名而已，并不参与编辑业务，编辑部也不向他们付酬。

那些出版名人录、×家大辞典者，真的都是出于高尚的动机吗？金国樵并不这样看，他在给记者的信中说：“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来自国内各省、香港地区甚至美国的通知，告知我已被他们选中。每信都不忘附一份印刷精美、盖有许多公章及财务专用章、可以作为报销凭证的订书单。有的还附带英文说明，以表档次之高。书价当然是好几百元。各家来信中差不多均附有让我为他们介绍入编者的推荐单，以取得连锁反应的效果。后来又告知入编者可以到香港、美国等地访问，以此作为诱饵。对于上述通知，在1997年前我还大略看一下。到1998年，只要拆开信封一看是这类通知，无论它印刷得如何精美，入编档次如何之高，我都立即撕掉扔入纸篓。我认定他们都在利用知识分子的虚荣心骗钱。